蔡元培和方励之 - 达人(心灵捕手)

2005/07/23 | 蔡元培和方励之
类别(精品之转载) | 评论(29) | 阅读(10612) | 发表于 20:49: 作者:寒山

“党”是所有权力的最终发源地和掌管人。在今天的中国，当到了必须指出问题的根源时，人们往往在走投无路之下只好用“行政”来指代“党”。这就是中国的国情。这就是中国人的无奈和悲哀。

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读书》杂志今年第四期在头条位置发表了北京大学教授韩水法的文章，题目是“世上已无蔡元培”。文章就北京大学的改革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发出了感慨：“世上已无蔡元培！我们怎么来面对今天中国的大学改革？”

将近一个世纪以前的蔡元培和今天的大学改革有什么关系呢？韩水法先生说，这是因为“时至今天，就中国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来说，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峰。”

这个“高峰”，简单来说，就是蔡元培在1919年6月15日的《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里提出的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第二，大学应当有思想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社会政治环境。毫无疑问，这三项基本原则中，没有一项在今天中国的大学中得到了实现。韩水法说，“如果蔡元培被视为中国现代大学的象征，那么这三项基本原则就是这个象征的实质意义。就如蔡元培无法心安理得地做北大校长一样，中国大学也无法绕过这三项原则而完成其现代化的改造。”

这就是说，今天的中国大学尽管在外表上办得轰轰烈烈，和外国大学有形形色色的交流，每年培养出数十万各种学位的毕业生，但在实质上并不是现代化的教育机构。

这里的“现代化”指的就是大学相对于政府和各种权力集团的独立和自由。在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之后，中国高等学校在名称和学科设置方面有了大学的形式，大学成了法人，在课程开设，人员调配、职称晋升、经费开支等方面有了自主权。但这些改革和变化并没有改变大学在实质上依然是教育“行政部门”一个下属机构的性质。

这一点在大学权力的来源方面体现得最为清楚。中国大学的校长不是选出来的，而是“行政部门”任命的，用韩水法的话来说，“校长是指定给大学的”。这种任命和指定就决定了大学校长和管理部门不会有实质性的独立。大学校长没有独立地位，大学的教职员更没有权力参与管理，韩水法说：“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学里面，不要说全体教师，就是教授也没有决定基层学术单位重大事务的平等的权利和权力，更没有保障这种权力和权利的制度和程序。”在新出台的北大改革方案中倒是有一个教授会议，但它只不过是一个咨询机构，并没有实质性的权力，就象政协一样，是一个用来在大学中显示“民主”的花瓶。

韩水法先生的文章对今天中国大学之所以称不上是“现代化”的教育机构、离蔡元培当年的理想和实践更相差十万八千里作了细致生动的描绘和分析。但文章是在中国国内的杂志发表的，因此和很多类似文章一样，读者会发现如果一个关键词在文章中出现的话，那么文章可以更直截了当，更具有现实意义。这个关键词就是一个字：党。在文章中，韩水法先生使用的是“行政部门”或“行政机构”。但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中国并没有独立的“行政部门”和“行政机构”。“党”是所有权力的最终发源地和掌管人。在今天的中国，当到了必须指出问题的根源时，人们往往在走投无路之下只好用“行政”来指代“党”。这就是中国的国情。这就是中国人的无奈和悲哀。

那么，为什么有“党”就没有大学的独立呢？这是一个在每天的生活中如此习以为常，以致于很多人常常根本就不会去注意、更不用说思考的问题。“党”在大学中建立各级组织，任命各级人员，管理各种学术和非学术活动，审定教科书，在政治上筛选学生，在校园中享有发展党员的特权，在学生毕业时根据他们的政治表现去推荐或安排工作单位。更不用说那些控制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活动。总之，“党”如影随形，和大学制度、大学管理和大学生活的方方面面密不可分。

除了没有使用“党”这个关键词，韩水法先生的文章可以说是对今天中国大学表面繁荣的深刻批判。所谓“世上已无蔡元培”，指的是产生蔡元培这样伟大的教育家的时代环境是今天中国的政治环境所不许可的。如文章中所说：“真正的教育家在那个时代是可能，是有其产生的气候、生存的土壤和发展的空间的，”因为“即使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从总体上来说，大学依然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换句话说，蔡元培的时代比今天的中国有更大的自由、更多的民主、更广泛的生存空间。

然而，20年前，在民主潮流初步冲击中国的专制统治时，中国确实有过一个在历史上和蔡元培相比决不逊色的教育家：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韩水法先生是80年代就成名的学者，对方励之不会没有印象。

但对于在90年代成长起来中国青年来说，方励之是一个被党和政府掩盖得严严实实的名字。

那么，方励之为什么能和蔡元培相提并论呢？党和政府又为什么不让今天的青年了解这个名字和这个人呢？我们下次再介绍。

我们上周介绍了最近一期《读书》杂志关于北京大学改革的文章。作者从北大改革并没有改出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的大学谈到上个世纪20年代以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而留名青史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作者得出结论说：今天的中国没有产生蔡元培的社会条件。

这个结论无疑是对当今中国表面繁荣背后的缺乏思想自由和独立人格的深刻批判。但是在另一个方面，我们也不能忘记，就在80年代，中国有过一些主张对党控教育和党化教育进行彻底改造的教育家和科学家。方励之就是一个最突出的代表。

方励之是天体物理学家，他在70年代就反对用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去对科学问题下结论。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过他从当代科学观察所得到的证据出发，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时间和空间无限的结论。这段经历使他对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有了非常切身的体会。在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他从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出发，对中国的社会问题、尤其是知识分子和教育问题作了大量有影响的发言。

方励之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在大学校园里必须有思想自由，在大学校园里必须保障思想自由。他借用科学界的术语，说在思想领域没有一个比其它理论都优越的参考系。这就是说，没有一家理论可以独霸真理，更没有一个人可以垄断真理。他还主张在科学和教育问题上，政治地位和行政头衔都和真理没有任何关系。

他在访问了科学革命和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意大利之后，回到国内便在报告中说，在欧洲中世纪，宗教神学是官方意识形态，大学又是为教会服务的，但即使在那样的环境下，在大学校园内还是允许对神学进行自由研究和自由辩论，就因为思想自由本来就是大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没有大学校园内的这种自由，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就是不可能的，因为哥白尼、迦利略和布鲁诺这些和教会主张的地球中心论唱反调的科学先驱都是在教会内部成长起来的，他们的观点也都是首先在教会内部引起讨论的。这就是说，如果在被我们认为是黑暗的中世纪，大学都有充份的思想自由的话，那么我们今天用马克思主义一家之言去独霸真理的讲台，不允许人们提出任何批评，那不是倒退到中世纪以前了吗？

方励之清楚地认识到他的思想和“五四”之间的继承性。他在浙江大学的一次讲话中谈到了他所在的中国科技大学舆论自由的情况后说：“我今天讲的话也并不特别，实际上在“五四”时代蔡元培就讲过类似的话，也包括了兼容并包的思想。”

在80年代，方励之并不孤立。他担任副校长的中国科技大学有一批志同道合为建立独立和自由的大学而奋斗的教育家和科学家。其中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校长管唯炎、副校长、教授辛厚文、副校长、教授龚升和应用化学系主任温元凯等等，就连很多在科大党组织工作的干部在环境的熏陶下也变得非常开明。

那么，当年的中国科技大学究竟是什么的样呢？1986年十月到十一月，《人民日报》曾经分五次发表了长篇报道，题目叫“民主办学在中国科技大学”。1986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中思想最活跃的时候，《人民日报》也有很多记者和编辑为此做出了贡献。这篇报道一开始就说：“在科大，不分资历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不同学派也能同台唱戏相互切磋。初次采访的人总是问：为什么这里成了学术自由的乐土？方励之说：学术自由源于政治民主，而政治民主又得益于分权制衡，即权力合理划分，互相制约平衡。”

当年科大有以教授为主的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和职称评定委员会，这些都不是听命于党委和校长的花瓶，而是有实在的权力的。科大实行的系主任负责制保障了系一级的独立、防止了校一级的权力的过份干预。科大实行校务公开化，校长办公会议对外公开，教职员可以去旁听。每年召开一次教职工代表大会，校长向全校报告工作。学生代表大会也可以对学校的管理提出各种意见。校领导设意见箱和校长接待日，听取教职工和学生的意见。在这样一种制度和气氛下，科大蒸蒸日上，成了举国瞩目的学术重镇。

《人民日报》的那篇报道也从校长管唯炎提到了蔡元培，它说“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的科大校长管唯炎，能忘记蔡元培先生是把‘民主自由、兼容并包‘联在一起作为北大办学原则的吗？”

这就告诉我们，在80年代，中国知识界和教育界有过把蔡元培的教育理想轰轰烈烈地付诸实现的人。但是这种民主办学和学术自由的实践被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扼杀了。当时中国科技大学的领导班子等于被解散，中共中央从北京发出命令，把方励之等人调出科技大学。科大成了反自由化的牺牲品。两年后，随著“六***四”事件后对大学的清洗和对这段历史的掩盖和抹杀，80年代在中国很多大学一度活跃的以民主和自由为目标的教育改革被尘封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可以提蔡元培，却不可以提方励之的原因。

了解了这段历史，我们就可以明白，尽管《读书》杂志上韩水法先生的“世上已无蔡元培”是对现实的深刻批判，但我们不妨再加一句话：“中国还有方励之”。我们不但要牢记蔡元培将近一个世纪前的理想，更不能忘记方励之等人就在20年前的奋斗。毕竟，后者离我们近得多。;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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